“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在他的有生之年总共16次在这里搏击江水。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建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武字号”为武汉带来了荣耀和财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钢铁和机械一直是武汉经济的支柱，“武字号”每年上缴国家的利税约占武汉市利税总额的1/3。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进入铁路时代。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更是受益匪浅。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虽然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但同时又打造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武汉更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当时“大武汉”名头的得来，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初：“汉正街”名扬全国

　　1989年，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大城市热播。汉正街，这个积淀着500年历史风尘的商品集散地，成了大武汉的城市名片。

　　这得益于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1984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同时作出三项规定：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此项改革成为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同年6月，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做出“敞开城门，两通(交通、流通)突破”的决策。

　　当年6月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1984年11月，德国人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是西方专家第一次执掌中国企业。1987年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这一创举在全国被不断“复制”和“放大”。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改革激活了武汉这座城市，“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接连冒出。

　　“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几年的功夫，汉正街这个仅有100多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便迅速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到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武汉大型国有企业武汉商场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两通”起飞战略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5家上市商业公司，全国少有。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武汉的“两通”战略达到巅峰。

　　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不过，在武汉的这两次盛开当中，却有着鲜明的国防味道。因此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当经济发展成为主角，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来源：《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