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老百姓之痛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这些仍是当前农村流传的顺口溜。看病难、看病贵，仍是百姓之痛。“两会”期间，“破解看病难题”、“改革医疗体制”、“让患者有其医”自然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省物价局副局长蔡玲说，“由于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贫困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普遍。原本收入就不高的农民，一旦得了大病，连家底都要掏空，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数据显示，全国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城乡居民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蔡玲说：“据调查，城乡家庭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占11.8%，这个比例甚至高出了10.6%的教育支出比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城乡居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上升过快的问题。”

　　从省城来到京城的第一天，蔡玲委员就在网上建立了博客，与网友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加强监管，医药分开——根本之策

　　国家有关部门充分考虑老百姓的用药和治病需要，几年来先后22次下发文件大幅度、大面积降低药价，但遗憾的是，多次降价的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为什么降价令失灵，甚至‘变脸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肖红认为，中国药品在审批、试验、评审等方面存在很多管理漏洞。其中根本问题，就在于药监局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和制约。她提出，建立一种多层次、多维结构的监管制衡体制，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之策。

　　肖红说，导致药价虚高、看病贵，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体制沉疴。在国家现行的制度安排下，医院既提供医疗服务又卖药，这种医药不分的现状，最大弊端就是开方和卖药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出现了医生争开大处方、高价药，进而可以得到高额回扣、高额奖金的情况出现。

　　她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行制度，目前单纯的药品降价、药品招标采购、药品挂网采购、药房托管等改革措施，无异于舍本逐末。”

　　卫生部部长高强近日表示，药价高是造成“看病贵”最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措施就是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由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廉价的原则，确定一批基本药物。

　　肖红建议，一要对公立医院实行补偿政策，维持医院的正常发展。二要提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科学体现医务工作者的劳动价值。三要建立严格的医疗行业管理体系，建立服务要素的准入制度，形成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的科学体系，同时推进医疗机构的综合改革。

农村，社区——急需阳光普照

　　看病难，并不是说医院真的不够用了，而是说群众到大城市大医院看病难，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有限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再就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功能不健全，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能，市民得了病只好往大医院涌。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周宜开调查发现，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并且医疗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大多数农村医疗点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温度计的“老三件”水平。看病贵，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医保覆盖面低。大多数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一旦得了大病、重病，看不起病。

　　周宜开说：“为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扩大成功，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中央财政的增加幅度接近50％，这是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福音，也给各地政府起到示范作用。”

　　他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城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重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落实经费保障措施，方便群众防病治病。我这次向大会递交的有关农村医保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提案，与政府工作报告不谋而合。”

　　在此前召开的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省长罗清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覆盖面达到80%，财政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5元提高到40元；解决全省特困国有企业和已改制关闭破产原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问题；建立140万城镇低保人员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支持各市州办好1所惠民医院，支持38个城区加快构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资助建设3400个村卫生室。”“两会”代表、委员对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