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国，显然已经踏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征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人口和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农业和农民这道坎。特别是中部地区，横跨了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广大富饶地区，全国最大的两个淡水湖均在这一区域。这也决定了这一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前一段时间，有人对中央把这一地区定位为商品粮基地颇有微词，认为这一定位会妨碍中部工业化的大业。但这一地区的农业人口和宜农耕地面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中部崛起，不可能不关农民的事。如果农业不崛起，中部也不能算真正的崛起。有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大市，在经济排名中的节节后退，凸现着这种让人忧虑的现象正在恶化。

　　那么，农业是经济的边角余料吗？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农业都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他们也为这一事实而自豪，为了保证本国农业具有竞争力，很多国家都不惜用巨额财政进行补贴。可为什么到了我们中国就不行了呢？广东省居民吃的粮食已经在很多年前都是以国外粮食为主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打听了一下，其中一个原因居然是价格因素。在中国这个全世界商品的价格杀手之国，我们的粮食居然会因为价格原因不敌国外的竞争者。这说明，我们农业的竞争潜力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有一次我与一位对中国十分了解的法国朋友聊天，谈到农民问题，他说法国没有农民，我说法国不是也有“farmer”么，他的回答是我始料未及的。他说farmer的确切含义是拥有农场或在农场工作的人，即农场主或雇员，与公司经理、职员含义相似，并非农夫；但中国似乎没有farmer，只有农夫。言外之意是，法国的农业是产业化的大农业，而中国的农业还是小农经济时期的农业。虽然这位法国朋友的话未免过于武断，但我们必须承认他说的很大一部分是事实：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早已经产业化了。这使我第一次考虑到我们的农业到底要走一条什么路。何许，农业产业化是我们的必经之路！

　　说道农业的产业化，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到酿酒、副食品等农产品加工工业，其实这只是农产品加工业，虽属于同一范畴，但远不是农业产业化的全貌。宜昌的农产品加工业在全省来讲应该是走在前列的，稻花香集团和枝江酒业集团也已在全国打出名号；当阳的三峡苕酥也在宜昌旅游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类似的还有孝感的麻糖、黄石的劲酒、珍珠果米酒等。这些产品是湖北的骄傲，但产业角度上讲，他们都是走的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虽然能够转移农村劳动力，消化农产品，但它并不是“农田”经济的根本变革，仍然不足以引领一场农村 真正意义的“农业产业革命”。我这里所指的农业产业化是除农产品加工以外，“农田”经济也要产业化的问题。随着武汉即将成为第三个经济改革示范区。位于武汉周围的，未能入其他两个经济改革示范区上海、天津的法眼的经济形式——广大农村腹地经济的发展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不能想象，一个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而回避农业现代化，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农民不应成为改革发展的包袱和弃儿，农业经济的产业化问题必然成为我们的下一张考卷。

　　三十年前安徽小岗村的一张撮满手指印的信签纸，戏剧性地开创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新时代。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小岗村在哪里呢，他们富裕了吗？这是一个我们无法绕过，必须问，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答案可能是令人感到沉重的。在那个全国人民还无法吃饱饭的年代，分田单干确实不失为一剂良药；后来农村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伟大和英明。但是，当我们度过了温饱期，开始向小康迈进的时候，这种生产模式显然已不再具有优势，生产资源的过度分散反而成了我们发展最大的障碍。于是，那些仍然运用集体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地方，就先行一步跑到前面去了。在中部地区，第一个给我们答案的其实是荆州。洪湖的蓝田集团的农田产出、加工、销售、旅游服务一条龙的模式，给了我们全新的农业产业理念。但很可惜，蓝田集团原因复杂地折戟沉沙，至今没有恢复元气，令人扼腕叹息。第二个答案是河南省的南街村。南街村的成功，有人说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体现。不错，他们对内一直实行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其实他们已不是原来的那种人民公社了，这只是一种管理手段，或者叫企业文化。因为整个南街村就是一个企业。他们用人民公社的方法解决的是广大的股东——农民在这个企业中的分配问题；而南街村的经济行为却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他们称之为“外圆内方”。就是这样一个人民公社式的农村经济体，创造了农业产业化的奇迹。他们生产的“南街村”牌热干面，以至于夺了武汉热干面的面碗，一时间让大武汉的食品加工业颜面扫地。除了河南的南街村，在全国比较有名的华西村、大邱庄等，无一不是整合了集体资源打拼出来的。山西省的大寨曾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一面旗帜，他们不屈不挠地三战狼窝掌的创业精神曾激励了一代新中国的农民，当然也不幸地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后来斗换星移，也随着小岗村的那一张纸而跌落神坛。现在的大寨怎么样呢？传来的消息居然是经济依然很红火。走下神坛的大寨村也跟全国一样实行了分田到户，日子一度过得十分艰难。但是，他们的老支书郭凤莲敏锐地意识到农村的出路在于产业化。于是果断成立了大寨产业集团，并自任董事长。再次整合了大寨的一些有形资产，以及“大寨”这个无形资产。经过几年拼搏，终于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大寨核桃露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答案似乎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整合农业产业资源，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那么，农业产业资源的整合究竟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由于南街村们的成功，是不是意味着需要我们再回到人民公社那个时代去呢？这或许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事。发达国家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进行过人民公社的经济模式的探索，但他们都成功地过渡到了产业化阶段，除了早期个少数国家用了跑马圈地等原始手段外，他们基本上都是采取了市场调节的方式；而以色列的试点目前也没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思。由此证明，人民公社虽然是产业化的选项之一，但显然并不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有人对人民公社、合作化这些概念有抵触情绪，我们也不必去钻这个牛角尖；因为生产资源整合的方式是很多的，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在土地国有化这个所有权不变的大前提下，怎样在土地上进行具体的经济活动，那些拥有经营权的农民，应该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的。他们可以决定土地是合还是分，与谁合，与谁分；什么时候合，什么时候分；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农民自身的利益。但是，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的经验证明，农村经济的根本变革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市场的行为，而是一场全社会的变革，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和调节。在我国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今天，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穿针引线，运用市场的手段，主导农村经济资源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南街村模式，新大寨模式，蓝田模式，以及前几年出现在武汉郊区的村庄租赁，乃至股份制等，都是可供选择的资源整合方式，政府要鼓励大家用于去探索，不要管理论，发展是硬道理。政府可以先做试点，逐渐推开。如果能够成功，这将成就为我国农业产业升级换代的千秋伟业。

　　前段时间问起老家农村的事，一位老乡亲告诉我：由于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田里干活的都是老头、老太太；他们年老体弱，为了不误农时，就只好请人，请不起人的自己组成小组，互相帮助。

　　“就像以前的互助组，不过是我们自己搞的，与村里无关。”另一位乡亲笑着补充说。

　　我默然了！难道，世界又来了一个轮回，农民又有了合作的意愿？这到底是问题还是契机？我们到了需要再次解放思想的当口？农业产业化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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