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那田、那山、那城是如此和谐，似乎在描述传统“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向工业化、城镇化演进的路径。

　　图为：《湖北日报》的报道曾直接推动了农村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把城市和乡村相互分割，再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两大制度束缚微观主体自主经营权,以实现整个经济的计划化。农民首先自发体制创新，打破人民公社大一统农业——

　　试

　　●挑水村尝试联产计酬，顶着“资本主义”的帽子成就“湖北联产承包第一村”

　　●试水建筑业，新一代挑水村人洗脚进城，搭建城乡连通的桥梁

　　改革开放的春雷，首先在广袤的田野响起。

　　当安徽小岗村农民开始“大包干”的时候，湖北农民也在悄悄地试行联产计酬的承包方式。

　　1980年春耕时节，随县大堰坡乡（现随州市淅河镇）挑水村农民方青善和队里订了3年合同，在完成大田生产任务的同时，种好3亩包产田，每年按合同交粮食、记工分，超产归己。

　　当年7月23日，随县县委书记常东昌到挑水村查看包产田，鼓励方青善：“加把劲，秋后丰收，我们再来恭喜发财！”

　　当晚，县委办公室宣传员吴江宗写了一篇新闻稿《随县县委书记走访鼓励包产户》。1980年7月30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刊发该报道，并配发题为《关键是要解放思想》的编后。

　　此稿一出，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有什么值得提倡的，还要去走访？更有人指责这篇报道是宣扬“资本主义”，宣扬“倒退”。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当年秋收，常东昌回访方青善，发现3亩包产地过去每年收入不过三四十元，而当年收入达785元，除按合同上交外，还收入了445元。这相当于过去全家一年的收入！

　　挑水村的这一尝试，迈出了湖北联产承包第一步，也探索出了适合湖北农村的发展之路。挑水村的做法在讨论中得到肯定，全省联产承包形成燎原之势。

　　“试一试”的脚步从此不再停歇。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挑水村人敢于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被第二代完整地继承下来。10年后，第二代挑水村人又一次尝试，迈出了农民进城的步伐。

　　1988年，随州市北郊，一户黄姓人家正在洗石灰，一个年轻人怯怯地走过来帮忙，并询问需要不需要泥瓦匠。黄家和村里的上百户都是拆迁户，正准备盖房，于是答应让他试试。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个年轻人带着四五个泥瓦匠，一口气给村里盖了14栋房子。

　　年轻人叫杨万成，那年他18岁，第一次当“包工头”。有了这次成功尝试，杨万成一发不可收拾：1992年，他分包修建随州客运站家属楼；1998年，修建随州烟草公司大楼。2002年，杨万成到了武汉，修起了28层的高楼。

　　楼越修越高，杨万成的建筑队伍也越来越大。原来的四五个人，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20多人。如今，这些挑水村人已经融入了都市的生活中，他们每年带回去上百万元的现金收入，支撑起了挑水村现在的繁荣。

　　挑水村是湖北农村的一个缩影。它经历过彷徨和困惑，但农民聪明勤劳的本性不变，如同田野的庄稼一样，一旦气候适宜，就开始萌发，形成巨大生产能力。

　　闯

　　●自行销售茶叶被认为“败坏社会主义商业风气”，市场价值冲决计划大堤

　　●由承包到户到乡镇企业，官桥八组踏上农村工业化征途，赋予农村新的含义

　　1980年7月25日的《湖北日报》，《一场茶叶风波》这样报道：1980年，通城县一些社队茶场自己添置设备加工茶叶，在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将超产部分自行上市销售。此事遭到省有关主管单位的反对，认为这种行为“打乱了国家的计划管理，败坏了社会主义商业的作风”。茶叶风波引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1年初。

　　当时，每市斤毛茶国家计划调拨价是2.46元，而社队茶场自行上市销售，每市斤卖到6元至7元。这么大的差价，谁不想干呢？随着讨论的深入，更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有关部门的阻拦随之崩溃，计划大堤被市场大潮无情冲毁。

　　从茶叶的生产经营开始，通城县打开山门、开放搞活。随着农副产品市场的放开，越来越多的通城农民闯荡市场。1998年，通城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2000元，而其中的70%以上来自市场经营。

　　茶叶风波看起来是一场关于通城农民卖茶的争论，其实是要不要打破计划统购、独家经营的体制，让不让农民务工经商、进入流通、进入市场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碰撞。

　　农民成为新兴的市场主体。他们不再甘于处在产业链的始端，转而组织起来，投入资金办企业，摸索着开拓市场，搏击市场大潮。一时间，乡镇企业风起云涌。咸宁市官桥镇官桥村八组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世纪80年代，官桥八组在组长周宝生的带领下，开办矿厂、砖瓦厂、冰棒厂、手套厂、钉丝厂、家具厂等，闯荡市场，不仅解决了温饱，集体还有了一些积累。

　　90年代初，一批身怀“绝技”的科技人才下海，寻找商机。周宝生说服怕上新项目赔老本的村民，关停诸多吃资源饭、吃劳力饭的小厂，于1993年组建田野集团，集中财力，引进人才、技术，向高科技产业进军，创办长江合金厂。3个月后，高性能永磁合金面世，并迅速占领市场。1995年，官桥八组推掉一座荒山，兴建拥有4万平方米标准厂房的高科技工业园，还建起了别墅式的专家公寓。

　　如今，这个只有3平方公里土地的官桥八组，汇聚了全国各地的100多名科技人才，由一个纯农业组变成了一个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拥有长江合金厂、长江缆索公司、钎钢钎具公司、神农制药、中石特种钢管等一批高科技企业。

　　从一穷二白的乡村，发展到固定资产数以亿计的新农村，官桥八组在30年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变

　　● 朱建华将记录了14年种田税赋的负担卡和税票作为礼物送给胡锦涛总书记。“三提五统”成为历史。

　　●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让农民第一次有了抵押物，土地使用制度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些负担卡和税票，请您带到北京去转交给党中央，表达一个普通农民对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感谢，这也是我送给十七大的礼物。”

　　朱建华，监利县的一名普通农民，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他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将记录了14年种田税赋的负担卡和税票带给“十七大”。

　　这些发黄的票据，记录着一段厚重的历史。税费改革前，朱建华种田负担高达1500元，还曾因完不成交款任务，被强制参加过学习班。

　　农村税费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2002年，湖北农村税费改革启动，省领导下了决心：砸锅卖铁也要上，省级财政拿出钱来，“自费”改革。

　　税费改革几年来，朱建华发现，农业生产负担大大减轻。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对农民不取反予。2006年，传承几千年的皇粮国税被取消，农民轻装上阵，农村开始步入无税时代。

　　初步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开始反哺为之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连续数年出台的涉农“一号文件”，清晰地折射出，农业发展还要更进一步，农民还要得到更大实惠，农村面貌还要继续改善。

　　发展不会停步，改革注入新的活力。30年前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业生产力，而占我省国土面积46.4%的1.29亿亩林业用地生产力却依然低下。其中，集体林地面积有1.19亿亩，占整个林业用地面积的90%以上，是耕地面积的1.7倍。

　　如何激活这笔潜在的财富？省委、省政府决定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减轻税费，实现“山定权、人定心、树定根”。

　　截至2008年8月底，全省已完成林改确权面积8300多万亩，完成发证面积5600多万亩，分别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70%和47%。

　　同时，我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抵押林地72.78万亩，抵押金额达3.96亿元。此举增加了林业生产投入，激活了林业生产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的改革。过去，农民虽然有承包地、有房产，但按照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这些都不能抵押，不能用来贷款。而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让农民第一次有了抵押物，在土地使用制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改革，永不落幕。“农村”的含义，将继续被改写。 （记者甘勇）